姚兴担心鸠摩罗什死后后继无人，就跟鸠摩罗什商量能否留下“法种”。一次，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讲经，姚兴带领群臣旁听，忽然鸠摩罗什走下法座，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儿登我的肩膀，欲去除这个魔障，需要妇女来解除。姚兴心领神会，就给他送去宫女，竟“一交而生二子”，后又给他送去妇女10人。

本来鸠摩罗什之前就被吕光强逼着破了戒，这时索性搬出僧坊，与妻妾过起了小日子。他手下的弟子们也都想仿效，鸠摩罗什想了一个办法，他拿出一个装满了针的钵，说有本事把这些针吞到肚子里的人就可以娶妻生子，然后他自己若无其事地拿起针就吃。这下众僧信服了，没有谁再嚷嚷着娶妻生子了。

不过，鸠摩罗什也知道，自己破戒之事定会遭后人诟病，所以在讲经说法时，其口头语必先说明：“譬如臭泥中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享年70岁，火化时，“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这正是其圆寂前的遗愿：若所译经文无谬，则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后世影响

在后秦的十几年间，鸠摩罗什与弟子翻译了多部大小乘经、律、论，祐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现共存39部313卷，留下了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译作。他翻译严谨，“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加之他梵、汉文兼通，所译经文文笔流畅、朗朗上口。所以他的佛典译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鸠摩罗什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了众多弟子，著名的有“四圣”，即道生、僧肇、道融、僧叡，还有“八俊”“十哲”等，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了800人僧团，后又相继扩大到3000人，直至5000余人，形成了全国“事佛者十室而九”的局面。

庞大的弟子僧团使佛教义学迅速传播，并使佛教与各地的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多佛教派别。后秦还建立了僧官制度，这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又是一个创新。后秦共设僧正、悦众和僧录三个官职：僧正主要对僧尼进行教化和戒律约束；悦众管理僧尼的日常事务；僧录主管僧尼帐籍。由国家来直接管理僧团和寺庙，说明国家权力往佛教基层的渗透，推动了教团世俗化的进程，此后，由中央委派的僧官形成制度，历代相沿。

鸠摩罗什所处的时代正是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不断碰撞交融的时代，佛教的迅速发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

在鸠摩罗什之前，人们对佛典不甚了了，甚至以玄学的“有”“无”来理解“般若”（梵语的译音，意为智慧）思想的“空”，形成了“六家七宗”的解释局面。鸠摩罗什重新翻译了般若经典，对之前的翻译错误或含混之处，做出纠正，用最新的观点来解释佛典，破除了各家解释错误的局面。这些经典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流行的弥勒信仰，和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有莫大关系。

每个时代都呼唤伟大人物的出现，正当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的时刻，鸠摩罗什从丝绸之路上翩翩走来。他传奇的经历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也点亮了丝绸之路上的灿烂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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