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龟什么时间好
1、從明代開始智化寺藝僧已傳至二十八代
2、大太監王振當年邀得明英宗「敕建」之封號建寺後，為了使其「手握王爵」的權力得以向世人展示，擅自把部分宮廷音樂移入寺院訓練僧人演奏傳習，即佛教樂曲「京音樂」（又稱經音樂），這就是北京智化寺「京音樂」的由來，迄今為止已有五百六十多年的歷史。
3、在王振被殺之前，頗受皇室厚待的智化寺藝僧，無論從人員的規模、演藝水平、培養模式等方面，均有了一個比較規範化的套路，從而使樂手訓練合成有章可循。所以在「土木堡之變」中王振一命歸天後，藝僧們並沒有出現混亂局面，反而較比從前更為刻苦的在寺中自覺演練，最終走上一條以音樂謀生計代代相傳的道路。
4、歷經風雨滄桑，智化寺藝僧對「京音樂」的演奏和研究探索從未中斷過，現寺內仍完整如初的保存著清初康熙年間的「京音樂」的古老手抄本曲譜，以及藝僧們幾個世紀以來演奏時使用過的相關樂器。如製作於明代成化年間的雲鑼、笛、管、鼓等成套樂器一應俱全，還保留一批原汁原味的曲牌達一百五十個之多。從明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年）開始至今，智化寺藝僧門徒已傳至二十八代，能熟練演奏的古曲約五十個，像吹奏曲《小華嚴》、法器打擊樂曲《粉蝶兒出六條》、吹打結合的套曲《垂絲釣》、《畫錦堂》、《金子經》等。
5、‧智化寺藝僧掌握一種名叫「阿口」特殊技巧
6、五百餘年來，智化寺招收藝僧嚴格以至苛刻的老模式不變，一律只招十二歲以下的童僧，入寺須經過前後七年嚴之又嚴的訓練，再經多位寺內權威藝僧的嚴格考核合格，方可正式出徒成為樂手。為了適應日後各種不同場合的演奏需要，僧人學徒期間首先要學會站、坐、跪、走四種演奏姿勢這一基本功。與此同時，每天還要在師傅的指導下，連續吹奏唪誦四個小時，並且要始終做到韻真情滿、字正腔圓、精力集中。作為演奏智化寺京音樂的藝僧，還要掌握一種名叫「阿口」的特殊技巧，而這種技巧只有經師傅口傳心授才能學會。因此，入藝的僧人都知道，不會使用「阿口」，有譜也不會演奏這裏的古樂器的。
7、‧「京音樂」是「中國音樂活化石」
8、「京音樂」是唐宋年間的曲子與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完美融合的經典之作，它在曲譜、發聲、樂調、樂器的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多處繼承唐宋樂曲的精髓並含有原裝性質的內涵保存下來。特點是以管樂器為主奏樂器，輔以雲鑼、鐘鼓，曲調悠揚深沈並舉以樂曲結構編排嚴謹但又富於變化而著稱於世。從古到今，智化寺「京音樂」堅持遵循傳統的保守性這一老規矩不變，它既不接受其他音樂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十分防範京音樂的外傳，所以才得以能按歷史的原有風貌保留下來，並有「中國音樂活化石」之美譽。
9、「京音樂」的最大優點是保存了宋代古樂甚至更遠的隋唐燕樂的遺音，為國內、國際都十分罕見的完整、準確、真實的古代音樂資料，具有極高的藝術和學術研究價值。據有關專家介紹，智化寺的京音樂和西安城隍廟鼓樂、開封大相國寺音樂、五台山青黃廟音樂、福建南音一起，同屬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音樂。
10、如果把智化寺的京音樂與日本的佛教音樂兩者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京音樂較之後者更富於戲劇性和觀賞性。它具有濃郁的民間氣息和天堂般的美妙動聽之感，演奏風格古樸、典雅、浩瀚、深沈、悠遠，給世人以極大的藝術華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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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2、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3、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4、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5、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6、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7、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8、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9、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10、4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寺庙、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如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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