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宁何地可以放生蛇
1、广东省佛教协会、广州光孝寺在光孝寺菩提甘露坊隆重举行2011年迎春茶话会。广东省民族宗教委杨源兴副主任，广东省委统战部柯维良处长，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马建钊院长，市政府林道平副秘书长，越秀区政协陈晓觉副主席、郑秀炎副主席，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宏满大和尚，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耀智大和尚，及省、市、区直机关单位、公安部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高校、社区、兄弟宗教团体、广州市各大寺院和光孝寺执事出席茶话会。
2、会议由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宏满大和尚主持，广东省民族宗教委杨源兴副主任、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在会上致辞。省、市和越秀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茶话会。
3、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
4、海洋航路是印度佛教向中国传布的一大信道。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佛教自何时由海路传人中国，而是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对象，对两晋南朝古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通过海路经广州港来华传教与西行求法，作一番历史考察。现试陈管见。
5、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最早见诸佛教史籍记载的似乎是耆域。据《高僧传》本传载：
6、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1]
7、就是说，耆域是一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僧人，他取印度至南海诸国的海洋航路抵扶南国(今柬埔寨)，再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路至交州(今越南)，最后到达“广州”。又载：
8、耆域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2]
9、就是说，耆域到达广州后，前往襄阳，再由襄阳北上弘法，于西晋惠帝末年抵达“洛阳”，在途中表现出“灵异”现象。应该说，《高僧传》对耆域在“广州”登岸后至抵达“襄阳”前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行色匆匆地赶到襄阳，应是边走边“弘法”。引文说，耆域于“晋惠之末，至于洛阳”。所谓“晋惠之末”，笔者认为其时间大致在西晋初惠帝太安至永兴之间(302—。假定他到洛阳前在沿途逗留一年多，那么，由此推算，耆域抵达广州登岸的时间应是晋惠帝永康与永宁之间。
10、东晋时，我国僧人法显因“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3]，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晋安帝隆安三年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往天竺求法。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在该岛国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于义熙八年乘商人的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国“复随他商，东适广州”，[4]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5]据记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6]就是说，从耶婆提到广州通常情况下约50天即可到达。但法显所乘的商船“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被吹至青州长广郡(在山东半岛)上岸。所谓“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无疑是长期来往于这条海洋商路上的海商总结的经验。尽管法显最后未能在广州港登陆，但反映了当时广州港是中国与印度佛教互动的主要信道。
二、北京植物园放生池在哪
1、南朝时期，从广州港进出的僧人增多。据《高僧传》载：刘宋时，释智严“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求法，抵竱宾，进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7]他还邀请了佛陀跋陀罗来华传法。佛陀跋陀罗来华后，智严常随跋陀“止长安大寺”。佛陀跋陀罗被姚秦的僧人所摈逐，智严“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刘裕西克长安，路经山东。其时，始兴王恢随行游观山川，至智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王恢启请宋武帝延请智严等到建康。屡经恳请，智严才前往，住建康始兴寺。智严性爱虚靖，志避谊尘，王恢特地为其另建精舍“枳园寺”。[8]据《高僧传》载：
2、智严在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海，重到天竺，谘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谘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厕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9]
3、就是说，智严未出家时，曾经受过“五戒”，但有所亏犯，后来出家受具足后，常疑不得戒，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又从海路重游天竺，以解疑惑。智严当时前往天竺的走法有两种可能性：其从建康(今南京)乘海船前往，当年的航路是沿海岸线展开的，广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智严所乘之船无疑会在广州港停靠，补充给养；其广州港是刘宋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智严可能先乘小舶到广州，再从广州港乘大商船前往古印度。笔者倾向于后者。但不管是哪一种，智严此次取道海路前往印度求法，不可能不与广州港发生联系。
4、与智严同时代的昙无竭(即法勇)等到古印度求法则取道海路回国。据《高僧传》载：
5、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402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进至厕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木舫。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土咸云：已证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阉梨。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余五人同行。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野中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10]又据《出三藏记集》载：
6、释法勇者，胡言昙无竭，……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讽经，为师僧所敬异。尝闻沙门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胡书竟，便解胡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无竭同行沙门余十三人，西行到新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杂三乘学。无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门佛陀多罗，齐言佛救，彼方众僧云其已得道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阉梨。于寺夏坐三月日。复北行至中天竺，旷绝之处，常赍石蜜为粮。其同侣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屡经危棘。无竭所赍《观世音经》，常专心系念。进涉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怖奔走。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害。其诚心所感，在峑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11]
7、可见，二书所载大致相同。引文中，所谓“宋永初之元”即刘宋元初元年；所谓“随舶泛海达广州”中的“随舶”，即“随商舶”，意即随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船”泛海到达广州。就是说，昙无竭(法勇)招集志同道合的僧人二十五人于刘宋元初元年，从陆路“发迹北土，远适西方”求法，途中经历千难万险，最后于南天竺随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船”取海路回到广少Ho
8、前述，智严属从海路前往印度求法的，昙无竭则属在古印度求法后从海路回国的，他们都是中国僧人。这一时期，古印度僧人从海路来华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
9、求那跋摩是北印度厨宾国僧人，“导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刘宋时，京师名僧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于元嘉元年九月，面启宋文帝请求迎请跋摩。宋文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阁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据《高僧传》本传载：
10、求那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髣髴鬃耆阉，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侯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邺(引者按：即建康)，文帝引见，劳问殷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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