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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交代一下长沙头陀寺，头陀寺是俗称，本名密印寺，始建于后汉乾佑间(948—950年)。据重建头陀密印禅寺碑记等记载，唐代高僧永嘉大师(或称宿觉、元觉、真觉大师)曾栖止于此。明林增志青年时，亦在此读书，林为瑞安人，崇祯进士，后仕官少詹事，明末，随唐王赴闽，官至礼部尚书，明亡后，回到长沙匿名隐居该寺，削发为僧，着力兴复禅寺。历时四载，于顺治8年(1651年)冬落成，寺宇规制伟然，与长沙北部的双经、天童、雪窦等诸大佛寺同样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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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这次到是故地重游，因为大师从光绪十二年到光绪十八年都在附近的红螺山资福寺和的龙泉寺、圆广寺参学。当然这次请藏很顺利，经印完以后，还要等几天才出发回头陀寺。大师是读书人出身，自然爱书，作为出家人更加珍惜佛经佛书。而城南琉璃厂书肆林立，不仅举子们应考的各种书籍应有尽有，平常找不到的佛经单行本有时在这里也会找到。大师光绪十三年朝五台前就去琉璃厂寻找过清凉山志，并且还找到一本。这次借着藏经起程前的几天空闲时间，大师又到琉璃厂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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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西街位于和平门外，街长300多米，辽代时这里是京城的东郊，叫海王村，金代叫海王庄，元代开始在这里设置官窑，烧制琉璃瓦，为四大官窑之一。明代为营建宫殿，扩大了琉璃厂的规模，为工部五大厂之一。清代初期，琉璃厂迁移至京西琉璃渠，此处仍沿用琉璃厂之名。清朝建立以来，这里逐渐形成一条以书铺、字画为主的书画街，并为文人学士、社会名家和鉴赏、访书、藏书者所青睐。潘际云有诗云：“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按：奚童指未成年的男仆)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描述了这里对读书人的魅力。

大师这次在琉璃厂有重大收获，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两部清世宗撰著的拣魔辨异录，大师把它们都请了回去。拣魔辨异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大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本书呢?原来这本书与禅宗历史上一件大事有关。晚明时期的禅宗汉月法藏禅师(1573—1635)虽嗣法密云圆悟禅师(1566—1642)，然而又自称得心于宋朝高峰原妙(1238—1259)，印法于寂音(1071—1295)，主张古今可遥相嗣法。其著作五宗原，认为“威音王佛之圆相早具五家宗旨”。其门人潭吉弘忍也作五宗救，论证他们倡导的法门“宗旨”，是从上六祖五宗世代相传的真正“法乳”。其师密云禅师反对他们的观点，师徒关于“临济宗旨”的论辩，引起禅门诸家诤论不已。清世宗雍正皇帝也是禅门的大师，至雍正十一年，他选编历代禅师的语录，全面了解到法藏及其徒弟的讹妄，就下令将五宗原毁板，并禁止私藏流通。他摘录法藏、弘忍、具德所说，悖道悖伦，妄造悖理之各语言八十余段，一一批驳，名为拣魔辨异录。印光大师赞同雍正皇帝的观点，认为拣魔辨异录的文字，凡读书人读了，都能够增长莫大的学识。而对于参禅之人更为有益。认为法藏法师乃佛法中怨，最初亲近天童密云悟祖，得小悟处，便想当千古第一高人，自以为无师自悟。密云要给他传法，他不肯接受就离开。密云祖师追上他，他还不肯受法。云祖勉强要他接法，他就以三玄三要要求密云祖师回答，之后才勉强接受了密云祖师的传法。法藏所说的事，都是妄造。士大夫信奉他就像信奉活佛一样。有谈及法藏缺点者，必有大祸。

大师请到的两部拣魔辨异录，一部送给了谛闲法师，希望他帮助流通。一部自己留着。后来听说日本弘教书院印大藏经，大师去长沙拜访杨仁山居士的时候，就托杨居士把自己保存的那部拣魔辨异录送给日本入藏。后来大师自己仔细校订之后，又劝狄楚青居士石印了一千部，再到民国七年，又在长沙藏经院刻印流通。

大师和谛闲法师一起护送大藏经到头陀寺，走水路，到达长沙刚登岸的时候，碰到天气突变，雷电大作，将要下大雨。为了不让藏经受到污损。两位大师虔诚祝祷，以冀龙天护佑。一面又多雇工人搬运。经过数小时，终于把装大藏经的箱子都运到了头陀寺。等到全部大藏经刚进大殿的时候，大雨就倾盆而下了。当时路边有很多信众在路边迎候观看，都说感应不虚，不可思议。大师帮忙把大藏经在藏经楼安顿好了以后，仍回到普陀山法雨寺。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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