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只有能分别识，没有所分别相”，可以这样理解：离言境界中的能分别的识是能相，凡夫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是所相。但韩老又进行了第二层次上的区分：能界定事物(起名、定义等思考)的名言称为能相，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称为所相。也就是说，能相是第一层次中离言的能分别的识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因为实际存在的能分别的识是没有言说境界的，而佛为了让我们证到真实，又必需对我们讲述他证到的万法唯识的真实情况万法实际上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就只有(妄以为存在万法的)识，就必须在凡夫的言说境界里假立一个能分别识的名言相，才能向众生说法。名言境界中的识，是对识的描述，不是真正的识本身，被心识所认识的东西，就已经不是能进行认识的心识本身了，而是心识所认识的对象所相了。但为了说法，我们可以方便称它为能相，而把能分别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称为所相。实际上，这个层次上的能相和所相，从本质上说，根本就是“所相”，都是离言意识所分别出来的妄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三性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三性究竟圆满地发挥了佛学中道义，清晰明确地解释了所有佛说的甚深意趣，是我们闻思经论和指导修行的明灯。只要不增益遍计所执性，就是不损减圆成实性，这样不执两边，就能实证真如从而如实观见依他起性。理解三性的关键，在于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是缘起有，但未证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计所执性，必须彻底去掉，才能亲证空性，从而以后得智现证依他起性的真实面目。

对于韩老的这些观点，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应当承认，他提出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甚至于引起辩论争论，这就是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中国存有大量汉文佛经，这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经，这同样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很遗憾，汉、藏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交流很不够，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汉、藏两种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以前曾有法尊、张建木等从事藏译汉的工作，但译经数量远远低于韩老。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后人继续做。曾有人设想成立译经院，把现存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全部译为汉文，我认为十分必要。

西方某些国家明文规定，研究佛学必须兼通梵、巴、藏等文种，这是完全必要的。只靠汉文资料，不可能准确把握经典原意，一种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另一种文字的含义。佛经更是如此，如何翻译佛经，译经师们有个摸索过程。东汉至姚秦时期的古译，多用格义。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佛教主张“无我”，只要遇到“我”字，一律删除，佛经开头“如是我闻”，为了回避“我”字，译成“闻如是”，或者是整句删掉。有的译经师，生怕别人看不懂，边翻译边解释，把自己的话和佛、菩萨的话混杂在一起。

旧译时期的鸠摩罗什，又大量删减，如他翻译的大智度论，删减百分之九十。他翻译的百论，删减百分之五十。他翻译的中论，有的部分次序颠倒，有的部分将梵文的一颂译成二颂，等等。

玄奘是最伟大的译经师，功不可没，但他创立的新译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如他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在讲到“宗”的时候，有一句梵本原文是“如声常或无常”，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外道立“声常”宗，佛教立“声无常”宗。玄奘有强烈的宗教感情，讨厌“声常”，所以他的译文将此句删掉。又如他翻译的阿弥陀经，梵本原文只讲到六方，他却补充为十方。又如他翻译的五蕴论，将心所法误译为心法。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以上种种现象说明，研究佛教只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

笔者多年从事梵文原典研究，我认为只要对原典下苦功，肯定会有新发现，提出新观点。韩老所以取得这样的辉煌成果，与他钻研原典密切相关。当然，藏文佛典还不能与梵文、巴利文相比，但藏译本比汉泽本更接近梵文原典，这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怀念韩老，追思韩老，期望我国佛学界以韩老为榜样，使钻研原典在佛学界蔚然成风。

是为序。

二0一0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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