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有时它也是一种策略，迫使对方说话，而自己却有一种主体感和独立感。诚挚地聆听别人的倾诉，不只是一种同情和理解，不只是一种单向的付出，更是一种关爱和礼貌。

　　一个人为人处世，做每件事情，时时刻刻都要讲究一个用心。做一件事，如果不是经过心中反复考虑才决定的，那肯定是一种任意鲁莽的行为；与人交谈，如果没有用心去听，很快会惹来朋友的不快，以至拂袖而去；同样，课堂的学生上课时没有用心地去听老师讲课，这一节的内容知识肯定没有掌握，以至到考试时，才抓耳挠腮。因此，时时刻刻都要三思而行，要用心去听、去看、去学，才能不鲁莽行事，才能具有生命的活力，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人们一致认为，善于倾听的人，别人欢迎，自己长智。而善于倾听的人，往往又善于沉默。善于沉默也是正确判断的基础，它会让你细心地倾听他的人意见。积极倾听的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包括具体的知觉、态度、信仰、感情以及直觉都或多或少地投人到听的活动中去，从而集思广益。

　　空白之处，能给人以联想、思想；沉默之中，能蕴含万语千言。有时，保持沉默会比解说辩护更为有效得益。特别是自我辩解时，适当地使用沉默，有时可免于陷入纠缠，达到良好的效果。另外，适时的沉默，适时的寡言，不仅能体现一个人的内在力量与修养，而且还是一种交际技巧。

　　聆听，不仅是一种关爱也是一种礼貌。办事的能力不光体现在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的过程中。

　　一次小李和小杨喝酒，他们是互不设防的知心朋友，半斤酒下肚，痛苦的小杨，便一古脑儿把他的一肚子苦水哗哗倒了出来。

　　小杨在一家企业里当个小官，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层干部。平日里，他身体力行，谨小慎微，忙碌得很累很苦，图的是向上有个好交代，向下讨个好口碑。在家里，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天长日久，怨忧日甚，不是常常弄个红脸给他看，就是时不时施发冷嘲热讽的“利箭”。厂里家内，他受两面夹击，已忍无可忍。小李默默地聆听着小杨的诉说，并择机疏导安慰。那一晚，小杨很感动，当他们走出饭店，夜空已繁星点点，街市已灯火辉煌，小杨的步履变得轻捷了，口中不由的哼起了小曲。

　　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压力，我们蛰居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都市里，难免会有疲惫，难免会有苦恼，或事业受挫，或身虚体弱，或家庭出现危机，或恋爱告吹，或遭流言中伤。生活就是这样，你无法拒绝这不期而至的苦恼。有的人，由此神情沮丧、士气低落、脾气暴躁、情绪不宁。陷入此境的人，很需要宣泄的通道，需要有人聆听他或她的倾诉，需要朋友、同事的慰藉，我们如果对此给予理解和真诚的疏导，他们还会是搏击长空的鹰，还会创造更大的辉煌。反之，如果没有人愿意聆听苦恼人的倾诉，或是随意地打发人家，那么无疑是把他们推向更不愉快的境地，那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深渊。

　　很久以前，李宁并不善于聆听别人的倾诉，但一次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时，李宁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操作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随便走到哪里也得不到百分之一二的回头率。可能是当时的处境，也可能是当时的不成熟，他的苦恼越积越多。与日俱增的苦恼令他沮丧，回家常发无名之火，闹得家人不得安宁。后来，他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位敦厚年长、十分善解人意的师傅。师傅经常和他聊天，听他倾诉苦水，也帮助他积极上进，并帮他与头儿们沟通。自从他结识了这位师傅，苦水既出，心平气顺，磕磕碰碰少了，更加专心努力，结果登上一个又一个台阶，获得一次又一次成功。

　　快过去十年了，树叶黄了又青，那位师傅当年专注聆听的神情和安慰的言语至今仍使李宁记忆犹新。也是从那时起，他也学会了聆听，聆听时专注、投入、耐心、关心。因此，许多人都愿意把他的隐秘事情和苦恼心绪告诉他。不管怎么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想从他人身上获得同情、理解和谅解。人际关系是建立在无私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懒得把温暖给予别人，你也就别奢望他人的光亮会反射到你的身上。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履历，都是一部蕴藏丰富内容的教科书，都可供你阅读和吸取有益的养分，从而时刻提醒着自己，避开前进中的沼泽。所以，我们要善于去接近和喜欢别人，要学会聆听别人的话。

中国佛教史概说：第八章唐代的佛教末法佛教与戒律第五节律学的勃兴

中国佛教史概说：第八章 唐代的佛教(二)末法佛教与戒律 第五节 律学的勃兴

　　佛教，自古重视戒、定、慧三学。出家者以学习戒律为修习定学的基础，先经禅定的学习，始能进入慧学，所以，戒、定、慧三学，乃为修学佛道的历程。然在中国，先有对于汉译佛典研究的慧学，由慧学而得到戒、定二学，于是三学分立，就其个别的专门，而形成了宗派。故在中国，要强调知行并重和解行一致，以诫遍行三学。但在印度的佛教，以佛制的戒律为权威的根本，一面求其齐备，同时依之发展成为教团的历史。到了部派佛教时代，遂有个别齐备律藏的传持，而出现的萨婆多(有部)、昙无德(法藏部)、弥沙塞(化地部)、僧祇(大众部)，以及迦叶遗(饮光部)等有力的部派教团。在中国社会中的佛教，开始有教团的活动者，大约在西元五世纪之初；为应教团的需求，始有《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等部派的律藏，译成了汉文。然此与其说将印度的部派传播过来，毋宁说是为当时的中国佛教，面临着教团的形成及其经营的问题，提供了参考资料。此也正是中国有律学之始，因对各派的律藏研究之时，丝毫不受传统立场的制约，取舍抉择，完全自由。

　　在六朝之际的华北地方，采《僧祇律》；江南则用《十诵律》；受戒时也有依据《四分律》的，此后的佛寺生活，乃依以《十诵律》和《僧祇律》。北魏时代，五台山法聪的法系之下，出有道覆、慧光、道云、智首，起而研究四分律藏的流风，迄今依然压抑着僧祇律学的发展。尤其光统律师慧光(西元四六八─五三七年)的努力，使得《四分律》比起其他律藏之在内容和理解上，更为容易，因此，到了唐初，即有南出、相部、东塔之三部，成了四分律学上鼎足之势。当时，恰巧是在唐朝整备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际，以其对于佛教政策之开展和密切的关系，遂使《四分律》遍及中国佛教的全体，确保了戒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