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李尚全)

　　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李尚全

　　作为真实佛法的经忏佛事，在民国以来，受到教界和学术界的猛烈抨击，似乎是经忏佛事害了整个汉传佛教。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就清朝顺治皇帝废除度牒制度，到戊戌变法运动，确实如此。但历史往前推，问题就不这么简单，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解决了儒家孝道观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这就是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儒家的孝道观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文革”期间又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所以佛教的经忏佛事也受到了牵连，时至今日，佛教徒谈“经忏色变”，寺院做经忏佛事的合法性，受到了现代佛学院出身的出家人的普遍质疑。面对这种汉传佛教信仰现状，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弘一大师的经忏观，在当代经济社会重建汉传佛教信仰的价值所在。

　　一、经忏佛事的历史源流

　　1、《佛说盂兰盆经》：汉传佛教经忏的渊薮

　　西晋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经典，内容主要记述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即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用天眼通看见自己的母亲堕在饿鬼道，骨瘦如柴，日夜受饥饿煎熬。目犍连看到母亲遭受如此痛苦，赶紧以钵盛饭，供养母亲，但他的母亲吃饭时，饭却化为炭火。于是，目犍连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解救之法。释迦牟尼佛指示目犍连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三宝，蒙圣僧的无量功德，就能解救七世父母出三恶道。目犍连依教奉行，于当日设斋供僧，果然他的母亲脱离饿鬼道，上生天界。后来，这部经典成为汉传佛教为逝世的父母及其亲人做经忏佛事，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源头。

　　2、《慈悲道忏法》：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慈悲道忏法》，又名《六道慈忏》，简称《梁皇忏》，有经忏之王之称，是宝志禅师根据梁武帝的御旨制定的，并在天监四年(505)农历二月十五日在镇江金山寺举办“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简称“水陆法会”)，由历史上著名的僧祐律师宣读仪文，[①]标志着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

　　3、《水陆仪》：汉传佛教经忏的常态化

　　在南朝，以梁皇忏为代表的经忏佛事，经过周、隋之际的动乱而逐渐消沉。但在唐宋以来，日趋常态化。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3)，长安法海寺的英禅法师，在山北寺重建梁皇水陆法会。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旧仪，撰成《水陆仪》，盛行于四川。元丰七年(1096)，镇江金山寺佛印禅师，大张旗鼓地做经忏佛事，闻名遐迩。元佑八年(117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16篇，称之为“眉山水陆”。 绍圣三年(1096)，宗赜法师删补详定诸家所集梁皇忏文，完成《水陆仪文》4卷，普劝四众，依法崇修。南宋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巡礼镇江金山寺后，羡慕金山寺水陆斋法，回到宁波以后，施田百亩，在四明东湖月波山上建春夏秋冬四时水陆道场，并亲自撰集疏辞仪文。孝宗皇帝听说后，特地敕书“水陆无碍道场”的寺额。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师徒道俗3000人，施财置田，遵循月波山四时普度之法，同时礼请志磐续成《水陆新仪》4卷。元代延祐三年(1316)，朝廷设水陆大会于镇江金山寺，四

　　川华严学者痴庵祖觉住眉州中岩寺，尝修《水陆斋仪》行世。明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 )，

　　相继于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使汉传佛教经忏佛事常态化[②]

　　4、《水陆仪轨会本》：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

　　晚清民国以来，汉传佛教通用的经忏佛事仪轨，是在明末高僧祩宏法师依照志盘法师的“新仪”(南水陆)，稍微修改之后的《水陆修斋仪轨》6卷的基础上，由清朝道光时期的高僧仪润法师详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6卷，成为流传至今的通用版本，称为《水陆仪轨会本》，共4册，成为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其后咫观法师又对祩宏水陆仪轨详细增补论述，集成《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9卷，略称《鸡园水陆通论》，此外又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轮宝忏》10卷，都是目前水陆经忏所采用的重要参考版本。

　　二、经忏佛事的历史价值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经忏佛事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史上，具有以下两种历史价值：

　　1、经忏佛事是修正佛法的无价之宝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根本教义。经忏佛事是这种根本教义的生活化，是对过去所造罪业的淡化，是对现在行为的及时反省，是对将来归宿感的责任，是发愿修行的具体表现，是修习止观的重要法门，是成佛的必由之路。

　　历代高僧，都重视经忏修法，把忏悔罪过作为修正佛法的基石，如果基石不牢固，只是埋头钻研教理，就会堕落到迷教的泥潭不能自拔，成为空头理论家。为了摆脱纯理论式的学术佛教，据《唐高僧传·兴福篇》的记载，早在刘宋时代，就有“药师行事”的经忏佛事流行，萧齐竟陵王萧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六根大忏》、《六道慈忏》(即《梁皇忏》)。又据《广弘明集》记载，在梁陈之际，经忏佛事勃兴，流行的忏法有《涅槃忏》、《六根忏》、《般

　　若忏》、《金刚忏》、《法华忏》、《金光明忏》，等等。尤其是陈隋之际的的天台宗智者大师，把经

　　忏佛事作为修习止观的重要方法，使从印度、中亚传播来的相似佛法，[③] 变成了活生生的真实佛

　　法，诸如《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三昧行法》等修止观方法，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唐朝的荆溪湛然法师，把智者大师通过做经忏佛事而修止观的方法，在《补助仪》里进一步程序化、系统化，既是：①严净道场；②净身；③)三业(身、口、意)供养；④奉请三宝；⑤赞叹三宝；⑥礼拜；⑦忏海；⑧行道旋绕；⑨诵经；⑩坐禅正观实相。

　　宋朝以来的天台宗宗师，更加注重通过做经忏佛事来修止观的方法。在湛然法师制定的做经忏佛事的程序上，又衍生出了多种经忏法门，如宋朝遵式撰写的《往生净土忏愿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宋朝知礼撰写的《大悲忏法》；明朝智旭撰写的《地藏忏》等；清朝所撰写的各种忏法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天台宗制定忏仪的主要目的，是藉礼敬、赞叹、忏悔以安定

　　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是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但是后世只注重

　　礼拜、忏悔，而废止了诵经与坐禅，是舍本而逐未，完全丧失了天台宗止观的要旨”[④]。

　　2、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金子桥梁

　　钱穆和梁漱溟都坚持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文化”[⑤]。孝的观念，彭林认为，

　　发轫于虞、夏、殷商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具备

　　的美德”[⑥]。孔子在春秋时期，把孝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作《孝经》。汉代的太学，把《孝

　　经》和《论语》作为公共课的教科书，提倡以孝治国，以后的历朝历代皇帝，都大力提倡孝道，使孝道成为中国人做人的根本，是全社会最为高尚的美德。

　　佛教在汉魏西晋崇尚孝道的社会背景下传入中国，必然要和儒家的孝道结为联盟，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安世高在后汉翻译出了《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竺法护在西晋翻译出了《佛说盂兰盆经》，促使佛教孝道观在汉晋社会发轫。据赵军华的研究，儒家孝道观是一种亲情回报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①孝养、孝敬；②孝顺、孝谏；③孝思、孝继；④孝丧、孝祭。[⑦]其中的④与佛教孝道观最为密切，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根据，笔者称之为“黄金桥梁”。换句话说，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是沟通中亚大乘佛教和中国儒家的“黄金桥梁”。

　　在《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和学生樊迟的一段思想交流，如下：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三、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

　　弘一大师，出家前，即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河东，祖籍山西洪洞，因生母为浙江平湖人，所以自称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出家后，成为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师，曾在温州修行过12个年头。徐祖光在《弘一大师在温州二三事》一文里说：

　　温州城内，有些贫苦的老婆婆，每日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做“针对头发”的小生意，以极低微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有一天，就是这样一位贫苦老婆婆，她带着多年积蓄起来的两个银元，来到庆福寺为她过世的父母做“功德”以表达她一片孝顺之心，追思之意。弘一大师在关房中得悉后，为她的虔诚深为感动。在大师看来，贫苦老婆婆的两个银元，其心意与价值是远远超过达官显贵的两百个银元，因此，这回他打破贯例，上殿参加法事，并亲自敲提钟、鼓为这位婆婆超荐

　　祈福，据说鼓声敲得锵锵有力，非常动听。此是弘一大师对待贫民的另一番态度，当时在白鹿城

　　佛教界一时传为佳话。[⑧]

　　弘一大师的这种为贫民超荐祈福的随缘经忏佛事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当代价值：

　　1、树立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形象，抵制汉传佛教的世俗化

　　自从清朝顺治皇帝废除度牒制度以后，汉传佛教僧尼数量一天天地暴涨起来，据王广西的研

　　究，汉传佛教在清初为118907人，而到清朝灭亡时激增到80万人，比清初大约增加了4.7倍[⑨]。

　　由于僧尼人口的增长，为了解决寺院的吃饭问题，经忏佛事就不得不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差点断送了汉传佛教的前程，在此关键时刻，太虚大师振臂高呼人间佛教，弘一大师亲自为贫民老婆婆做经忏佛事，殊途同归，都在抵制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倾向，维护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形象。

　　2、把经忏佛事导入修正佛法的轨道，抵制汉传佛教经典诠释的学术化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除了书法以外，放弃所有世俗学问，以就教言教的信仰规范，钻研南山律宗典籍，认为温州城里的老婆婆用唯一能拿出的2块银元来做经忏佛事，符合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所以亲自走出关房，成就老婆婆祭祀祖先的孝道。弘一大师的这种以法为师的经忏佛事观，是对当前以赚钱为目的经忏佛事观的最好矫正，是把做经忏佛事与诵经修行合二为一的典范，从而使当代学僧走出学术化的“信仰泡沫”，步入通过经忏佛事的方法而深入经藏的正确轨道。

　　3、高举以戒为师的旗帜，抵制汉传佛教经忏佛事的“妖魔化”

　　今天人们谈经忏佛事色变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以来出身佛学院的新僧伽，采取过激的护教言论和行动，把经忏佛事“妖魔化”了，以严重损伤僧尼基本功的巨大代价，换取社会新潮流好感的微薄代价，再加上当代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冲击，大陆汉传佛教僧尼朝着“弃本”(不做经忏佛事)、“逐末”(追求名利)的歧途发展。弘一大师以一代律宗宗师的身份，亲自为一位贫民老婆婆做经忏佛事，就昭示我们，做经忏佛事要在高举以戒为师的旗帜下，才能做得如法如律，才能获得自利利他的双赢。

　　四、结语

　　弘一大师的随缘经忏佛事观，是建立在以戒为师和以法为师的佛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是对汉传佛教经忏佛事的历史价值的传承，是对中国传统孝道的张扬广大，是抵制汉传佛教世俗化、被妖魔化的利器，是寺院道风建设的具体内容，理应大力提倡，重塑当代汉传佛教的大乘佛教形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一行禅师：故道白云有谁见过我的母亲？

41.有谁见过我的母亲？

　　舍利弗现在已很熟悉前往舍卫城的路径。因为舍利弗与给孤独长者早已培养好沿途居民对佛陀和僧团的好感，所以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晚间在阿夷罗跋提河沿岸的树林中渡宿。日间，他们分成三队前进。佛陀和舍利弗带领第一队。第二队由马胜领导。第三队则由目犍连负责。比丘们一路上都保持着平和安祥的步伐。有时，地方居民会聚集在岸边或林中听佛陀说法。

　　他们抵达舍卫城那天，善达多和祗陀太子前来相迎，并带他们到新建成的精舍。看到祗园精舍的优良设施，佛陀对善达多称赞不已。善达多则谦说这是全赖舍利弗尊者和太子的功劳。

　　学僧罗睺罗现在已十二岁。虽然他本来是依止舍利弗为师的，但因舍利弗出外达六个月之久，因此他这段时间便依止目犍连尊者。现在来到祗园精舍，他又可以再回到舍利弗的管导之下。

　　当天，祗陀太子和善达多为佛陀的光监设宴欢迎。从与舍利弗的接触，太子已对佛陀深深的仰慕。他们请了当地所有的居民前来听佛陀的开示。参听的人非常踊跃，其中包括有太子的母亲摩利王后，和他的十六岁妹妹，跋吉梨公主。对佛陀名闻已久的群众，都急俗亲睹他的尊容。佛陀给他们讲说四圣谛和八正道。

　　法会之后，王后和公主都茅塞顿开。她们都很想成为佛陀的在家弟子，但又不敢作此请求。王后需要先取得她的丈夫，波斯匿王的同意。她知道大王短期内必有机会与佛陀会晤，而到时他对佛陀的印象也必定如自己的一样。波斯匿的妹妹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妻子。她早于三年前已皈依佛陀的座下。

　　当日的法会，也有舍卫城的很多宗教领袖参予。他们大都是为了好奇而来。一部份的人在听法后也顿觉心里燃亮，有所领悟。其他的一些，则视佛陀为一个挑战他们信念的强敌。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佛陀在舍卫城，肯定会替憍萨罗人的精神生活带来重要的影响。

　　宴会和法会都完结后，善达多恭敬的跪在佛陀前面说道：“我的家人与我，以及我所有的亲朋，供送祗园精舍给你和僧团。”

　　佛陀说：“善达多，你的功德无量。僧团今后便因你而可避免日晒雨淋和蛇虫鼠蚁的侵扰了。这里将会有比丘从四方流入。我知道你全心全意护法，希望你也能这样虔诚的修行大道。”

　　第二天早上，佛陀和比丘到城里乞食。舍利弗将比丘分成十二组，每组十五人。比丘在市中的出现，再次掀起了居民对祗园精舍的兴趣。人人都羡慕比丘平静和悦的举止。

　　佛陀每星期在祗园精舍举行一次法会。参加的人数众多。不到多久，波斯匿王便得悉佛陀对当地人的影响了。他虽然忙于国事，没有时间亲往听法。但从朝廷里，他已听到很多有关祗园精舍和这些来自摩揭陀比丘的消息。一天吃饭时，他自己提起佛陀这个话题。摩利王后便告诉他祗陀太子对建寺的贡献。大王向太子询问详情，于是太子便细说他所知所见的一切。太子还希望大王批准，让他成为佛陀的在家弟子。

　　波斯匿王很难相信一个像佛陀这样年轻的僧人，可以证得真悟。依照太子所说，佛陀只得三十九岁，和大王自己同年。大王认为佛陀的成就，没可能会超出于那些如富楼那迦叶、末迦利瞿舍梨子、尼干陀若提子和删阇耶毗罗胝子等长者。虽然大王很想相信儿子所说，但他难免有点怀疑。他决定有机会便亲自会见佛陀，以释疑团。

　　雨季将至，佛陀决定在祗园精舍安居。有了多年竹林的经验，佛陀的大弟子很轻易便把一切安排妥善。在舍卫城，有六十位新比丘加入僧团。善达多又引导了不少朋友成为在家弟子。他们都热烈的支持精舍的活动。

　　一天下午，佛陀接见了一个满脸愁容的青年。佛陀获悉达青年的儿子刚于数天前死去了，而他这几天都留在墓前嚎啕大哭，高声呼喊：“我的儿子啊，你往那里去了？”他不眠不休，不吃不喝。

　　佛陀告诉他：“爱里生苦。”

　　那男子反驳道：“你错了。爱并不会带来痛苦，爱只会带来喜乐。”

　　佛陀还未及解说，这个伤心的男子已毅然转身离去。他漫无目的游荡，直到遇到一群在街上赌博的人，与他们搭讪。他告诉他们与佛陀的会晤，而他们都同意他的说法，认为佛陀不对。

　　“爱怎可能会生痛苦？它只会带来喜乐！你说得对。那沙行乔答摩错了！”

　　不久，这件事件在舍卫城传开了，更成了热门的争论话题。很多的精神领袖都非议佛陀对爱的看法。当消息传到波斯匿王的耳里，他一天晚饭时便对王后说：“那人们称佛陀为觉悟的人，其实未必如想像中的伟大。”

　　王后追问：“你为何这样说呢？有人说他的不是吗？”

　　“今早，我听到朝中的官员在议论乔答摩。他们说，他认为越爱得深是越痛苦。”

　　王后说：“如果是乔答摩说的，那必定是真的。”

　　大王不耐，斥责她说：“你怎可以这样说话。凡事都应该经过自己的审察。不要像小孩般尽信老师的话。”

　　王后不敢多言。她知道大王还未亲会佛陀。翌日晨早，她嘱一位婆罗门的朋友摩托车利佳迦，去向佛陀询问此事，并请他作出解释。她请这位朋友把佛陀所说的都小心笔记下来，向她报告。

　　摩利佳迦见到佛陀时，便提出王后的问题。佛陀这样回答：“我最近听说在舍卫城有一个妇人的母亲逝世。她过度悲伤至失却常性，到处向人问‘有人见到我的母亲吗？你有见到我的母亲吗？’。我又听说有两个年青恋人，因女方的父母强迫她嫁给别人，因而双双自杀。这两宗事件已足以证明痛苦是因爱而生起的了。”

　　摩利佳迦对摩利王后重述佛陀的说话。这天，当王后看到大王闲着的时候，便问他：“我的丈夫啊，你是否很疼爱跋吉梨公主？”

　　“当然啦！”大王答道，心里觉得奇怪。

　　“假若她有不幸，你会痛苦伤心吗？”

　　大王震惊。他突然见到爱之中实隐着痛苦的种子。他一向的安全感转变成为忧虑。佛陀的说话包含着残酷的真理。这令大王十分困扰。他说：“我一定要尽快往访这个僧人乔答摩。”

　　王后对此甚感高兴，因为她知道大王见到佛陀后，一定会体会到佛陀的教化是与众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