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海哪里的河适合放生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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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洞宗最为显著的思想是理事、正偏的兼带回互。它的思想渊源,远可以追溯到《华严经》、华严宗,近可以上溯到石头希迁。关于华严的理事无碍思想,请参《禅宗思想渊源》之《〈华严经〉、华严宗与禅宗思想》章。 希迁的禅风圆转无碍,时人称为“石头路滑”。其五言偈颂《参同契》,借用东汉末年炼丹方士魏伯阳著作的名字,展开各种思想的会通: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质像,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于一一法,依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譬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洞山悟本录》

《参同契》中,“参”意为参差不齐,指世间万法分殊,各守其位,互不相犯;“同”,意为万法虽殊,同归真如;所谓“契”,则是二者的统一。具体说来,心、物有别,内、外有别,理、事有别,但这些分别,归根结蒂,不过是体用之别,从本质上看是一体的。石头的《参同契》,就是既要分辨出它们的不同,又要辨明它们的契同,达到理事圆融。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石头在一开始就强调《参同契》所颂的是佛陀的心法。佛陀将涅槃妙心传付给迦叶,历经二十七祖,传至达摩。达摩东渡来华,禅宗遂开始了“东西密相付”的历史。“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在传授禅法的时候,由于人的器根有利钝愚鲁的不同,所以悟道也有顿、渐不同,由此生起了北宗的渐修和南宗顿悟的差别。但就求道悟道而言,并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不能有南宗、北宗的门户之见。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灵源”,指心、理,即本体。“枝派”,指物、事,即现象。自心自性,即是万法之源,光明皎洁,但它并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显现在一物一事之中。树木有千百条枝干,河流有千万条支流,但树木的根部只有一个,河流的源头只有一个。“灵源”正像树木的枝干、河流的枝派一样,流注在万事万物之中。虽然物、事只是个别,只是殊相,只体现了真如的一支、一脉,但真如却暗暗流注于其中,所以它们同样是真如的全体。理、事虽有体用之别,却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二者不能偏废,更无高下之分。

“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理”是渗透在千差万别的现象界事物中的理体;“事”则是被法性渗透的现象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属于用的范畴。执着于千差万别的某一现象界事物是迷,仅仅体会了寓于事物中的理体也是迷。换言之,执着于事相而求法求道是迷妄,执着于契理而不识事相差别同样也是迷妄。只有理事融通,才能无所执着。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门门一切境”,它们的关系是既回互而又不回互:“回互者,谓诸根境互相涉入,如帝网珠也;不回互者,谓诸根境各住本位,未尝混杂也。虽互相涉入,而实各住本位;虽各住本位,而实互相涉入,此非意识之境。”永觉禅师《洞上古辙》卷上《参同契注》,收于《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27,卍续藏第125册。 “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事理之间尽管界限分明,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同时又保持其独立的个性。事与理虽然彼此相依相涉,却各有分限,互不淆杂。

“色本殊质像,声元异乐苦。”明确了理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之后,还要深入了解万法殊相,从纷繁复杂的森罗万象来悟入理体。“色”大约相当于物质,凡是我们的六根所能感受得到的,都可纳入“色”的范畴。“色本殊质象”,是说我们的六根所感受的现象界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六根依缘六尘而生的六境是很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一己的立场来看待世间万物,由此而产生对事物表象的虚妄认识,与色尘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同理,“声元异乐苦”,人们的耳根所依缘声尘而生的耳识,与声尘的本来面目差之千里。“暗”与“明”的关系犹如理与事、体与用的关系,“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是说,在本体上似是符合上中根机的言句,放在体用的角度去看,却又是清浊分别见之境了。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构成色法的地、水、火、风四大要素,火性暖,风性动,水性湿,地性坚。由于四大和合的原因,使其自性不能显现。只要透过四大和合的一切现象界事物而见到四大的自性,就会在用中见体,如同因子而见其母。“母”与“子”,就是体与用,也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理与事、心与物。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于一一法,依根叶分布。”人们认识外物,眼根所对为色尘,耳根所对为声尘音声,鼻根所对为香尘,舌根所对为味尘 咸醋,身根所对为触尘,意根所对为法尘。六根执着于六尘。如果洞知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则佛道自成。站在权宜方便的角度上看,有四大、六根之分;站在根本的立场上看,世间纭纭万法都是由真如之根所派生出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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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明确了体用关系之后,就可以灵活地运用禅机了。“本”就是心性,性理;“末”就是万物,事相。在运用机锋之前,首先要把所涉及的理、事的内涵、性质辨析得准确清晰,然后要分清二者在这段机语中的主从、轻重关系。

“当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这里的“明”、“暗”,有两层含义:其一,事相显豁为“明”,性理深奥为“暗”。当学人悟道处在用中有体时,作为师父不能单纯地从用的角度去接引他;“当暗中有明,勿以暗相睹。”当学人悟道处在体中有用时,作为师父也不能单纯地从体的角度去接引他。其二,明白的语言称为“明”,含蓄的语言称为“暗”。“当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是说对明白显豁的道理,不要以明对明,流于浅薄;“当暗中有明,勿以暗相睹”是说深奥的道理,应当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不要以暗对暗,流入晦涩。“明暗各相对,譬如前后步。”理与事、明与暗各自相对待而又统一于真如之体,如同人在行走时两足有先有后,不可偏废。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世间万法各有其功用,学人当明其“用”与所用之场合。世间万法纷然,既不能妄立一法,也不能妄废一法。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事存在于理体中,如同函盖一样的密合,有事就有理;理如同一竿接一竿疾飞而来的箭,没有一件事不被它所贯串!理遍在万物,好比箭穿靶心,一以贯之。“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石头告诫弟子,以后各自开山立派时,切不要失却本宗,秉承祖师言教,必须理会其宗风,不得自立规矩以坏祖师家法。

“触目不见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远近,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从理事圆融、“回互不回互”的立场出发,一切皆是真如理体的变现。因此大修行人彻悟第一义时,就会触目皆是菩提,就能进步悟道,就能顿悟真如;如果执迷于事理之别,不明“回互不回互”之理,则与道相隔,就像山河阻隔的坚固了。大道无南北、内外、心物、理事、顿渐之别,因此要抓紧有限的光阴努力修行,以免枉坐竹榻蒲团,虚度时日。

根据《参同契》的思想,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又在理的统摄下各各呈现出差别。因此在把握事物的本体时,不能昧失其现象界的差别;在认识现象界的差别时,又不能昧失渗透于一切现象界中的“理”。不明白“不回互” 的道理,就会混淆事理;不明白“回互”的道理,就会孤立片面。事事圆融,回互而又不回互,这才是完整的体用关系和理事关系,是真正的“石头路滑”之处。只有明白了事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道理,才能作到理事会通,圆融无碍。这成为曹洞宗正偏回互说的理论基石。

曹洞宗禅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理论依据是《宝镜三昧》。洞山良价在云岩昙晟处亲印宝镜三昧,并把它传授给曹山本寂。《宝镜三昧》文辞简练,却奥义无穷,将洞山一脉的修持精华,悉数包容其中: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善宜保护。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背触皆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则,用拔诸苦。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来不去,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刚杵。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途,挟带挟路。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毫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极趣,真常流注。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观树。如虎之缺,如马之馵。以有下劣,宝几珍御。以有惊异,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值,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人起舞。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如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传灯》卷30希迁《参同契》

《参同契》已标“回互”之说,《宝镜三昧》则倡“明暗交参”之义:“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夜半正明,是暗中有明;天晓不露,是明中有暗。所谓 “明”,指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色界;所谓“暗”,指无形无迹无色声香味的本体界,即空界。明暗交参,谓本体界与现象界交互参合在一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明暗交参的观念,同样发展出“正偏回互”之说。《宝镜三昧》喻之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混”即平等,“处”即差别。银碗里面盛着白雪,明月之中潜藏白鹭。现象界包容在本体里面,不可分割。但是,本体与现象又不相同,前者是正是主,后者是偏是末。因此,必须 “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曹洞宗的正偏回互、五位功勋皆滥觞于此。《宝镜三昧》以形影喻体用,“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对洞山的开悟也有间接的启发:

师临行又问云岩:“和尚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如何只对?” 岩曰:“但向伊道:‘只这是!’”师良久,岩曰:“价阇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与么会,方始契如如。” 《洞山悟本录》

洞山过水睹影,深切地感悟到了云岩悉心传授给他的体用、理事的奥秘,因而得以彻悟。此外,《宝镜三昧》提出了“背触皆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的不触犯原则,指出对本体肯定否定都不行,般若如同烈火,近傍不得。只要形于语言文字,就是染污了它。《宝镜三昧》还描摹出“木人方歌,石人起舞。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迥超知性理解的禅定直觉境,这对曹洞宗遵守不触犯原则、大量运用禅定直觉意象,亦有滥觞之功。

法显故里在襄陵—赵冬生王为有李鄂发

法显出家之所在何处,这是佛界人士或史学家所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经过查阅大量资料,认真进行分析比对,实地堪察,认为法显故里当在襄陵镇北寺(卢舍院)。

北寺是座落在旧襄陵城北门内东侧的一座历史久远的古老寺院,历史上大地震破坏多次,经屡毁屡修,原寺(当地人称旧北寺)的面貌虽无可考,但在原基础上重修的新寺(当地人称新北寺)来看,其规模相当可观。寺内有正殿3间,坐北面南,两进院落,占地4亩左右,东西两侧各建大小僧房共12间,3间东房,楼板上堆满了长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古旧线装经书数千套,解放初改成学校后被学生玩毁。寺内有一株高约五、六丈、3人合抱的大桧树,下部巨大的树杈间建一小砖塔,称为“桧抱塔”,是寺院和襄陵的一大奇观,20世纪50年代经原襄陵县政府批准,北街学校做桌凳时被砍伐。另有一株同样大小的古银杏树,至今犹存,跟尧都区金殿镇桑湾村那株银杏树遥遥相望,成为一方古树精品。据传两树树龄均在千年左右。另有流传至今的数吨重的山峰式巨石四、五块,巨石表面已磨得十分光滑,放置在北寺门前,合作化时期被毁。该巨石寓意法显为宏法取径爬山越岭的艰难经历。

据襄陵镇北街人范学明讲,他在建房(原北寺位置)时,在1米以下还发现枯井、院落根基及炉灶等生活遗迹。原北寺(即法显出家之寺)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一日地震时损毁,其后才建起新北寺(亦称卢舍院)。值得提及的是寺内流传下来一口大铁钟,高2.5米,口经1.8米,重约两吨有余,大铁钟上铸有“金大定六年(1166)岁次丙戌四月旦,襄陵县卢舍院铸钟壹颗,南无十方诸佛,皇帝万岁,臣佑千秋,风调雨顺,国太民安,广威将军行县令顽颜胡刺,儒林郎行主薄,赵……。化缘铸钟会首僧,悟德;同化缘铸钟会首僧,悟真。”此钟曾在北寺(卢舍院)内悬挂372年之久,明嘉靖戊戌秋(1538)移至襄陵县城隍庙新建钟楼之上,由县尹邢淳适督其工成。据长期从事省古建筑研究的王春波同志讲,此钟是山西最大的古钟,种种情况表明,旧北寺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历史已相当久远。更应提及的是,著名的晋母河支渠(李郭渠)就从庙西流过,庙后辟有稻田17亩,西有水浇田3亩余,东有40余亩,统为僧田。庙前配有稻谷场。寺后西北角有一丘隆之地,俗名沙疙瘩,是安葬寺僧之地。由于年长日久,成为僧人古墓群落。据北街村87岁的郑寿山老人讲:他耕种时亲手刨挖过的僧人墓葬就有3座。

《高僧传·法显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顷之母丧……葬事毕,仍即还寺。尚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予为君犹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这是对法显一段佛门生活经历的介绍,从中可以获得三个方面信息:一是法显故里离寺庙很近,白天入寺修法诵经,晚上回家就寝;二是法显当时出家的寺院较大,或是群落寺庙的地方;三是有水源能种植水稻的地方。考查“五阳”和“武遂”以至襄陵县以外其它境地,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独襄陵北寺兼具其三。这些情况跟引文中“刈稻”的记载及法显青少年时代的僧徒生活环境完全吻合。

新北寺西侧就是著名的“圣寿寺”,“圣”神圣也,当指法显圣灵,“寿”历史久远也,据老年人传说“圣寿寺”就是为纪念法显而建造的。据平阳《方志丛书·宗教版》103面载“圣寿寺”始建于魏永安二年(529)。后经过120年的风雨岁月,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遭遇大地震,其后公元712年、865年、867年、996年均有地震发生,毁卢舍院无数。五代末年,周世宗灭佛,颁布“限佛敕”,寺庙建筑破乱失修。至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停止毁佛,重新开放佛教信仰,掀起了民间信教高潮。民间大兴建庙,佛事盛行。咸平三年(1001)又重新建起了宏大的圣寿寺。坐北朝南,占地10余亩,牌楼式大门,内建正殿、过厅、引道、花池、东西厢房各3间,门外八字大照壁。据87岁郑寿山老人讲,大照壁根基的石头就挖了120多方。殿内塑佛像高4米余(坐式),两侧塑有手捧经卷的寺僧,佛像前左塑雄狮右塑大象,上骑手捧经书的僧人,寓意法显印度斯里兰卡取经求法之意。时前时后,北街村还建起了上寺和下寺,南街村建起了兴乐寺和南寺,李村的圣佛寺,中和庄也建起了寺庙。足以证明,襄陵佛教发展之盛,且都根植于法显的佛缘。北寺内设“僧会司”是众僧活动或举行纪念时的领导机构。盛会期间,僧侣云集,习经学法,教佛扬功,热闹非凡。

据《平阳府志》卷之三十四918页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地震(8级)蒲州为甚,地裂水涌,城垣、屋舍殆尽,压溺死者不可胜记。又据919页载: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春(1600)临汾,襄陵,太平,灵石,蒲州,汾西大旱饥。山川草木无有过遗,母子、夫妻有相抱立毙者。又据922页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地震(8级),初六日戌时,有声如雷,城垣、衙署、庙宇、民居尽行倒塌,压死人民数万。各州县一时俱震。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尤甚。又据《平阳方志》卷之八142页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地震毁,遂俱废……僧会司,圣寿寺。道会司,县治西,以上俱废……宋继均重建。至解放初拆毁前已历时260年。至解放后北街村龚、景、孙等姓氏诸无。

“浇雪山”是圣寿寺为纪念法显功业而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佛事活动。方法是用树条,松柏枝扎成山状,捆绑在方桌之上,在近旁砌一大炉灶,上支一大锅,放满水烧开冒出蒸汽,再用手摇扇车朝其扇风,水蒸汽吹到松柏枝上凝结成冰凌,状似雪山,这便是“浇雪山”,浇成后还要抬着游街,每年都在腊月初八这一天进行,故名“腊八浇雪山”,寓意法显度大漠、越雪山天竺取经的艰难经历,表现了法显不畏艰险,矢志不移的可贵精神。这项活动后来发展到民间。为了弘扬法显精神,每年腊八日,北街村民都要举办“浇雪山”活动,相沿成俗,一直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北街村的高宝童、徐中元、郭海泉都是当时 “浇雪山”的能手。 民间风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每一个民族节日的背后,总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表现了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既然尚健在的老年人还能清楚的忆起那么多的线装经书、上骑僧人的狮子大象、光滑的巨石及腊八“浇雪山”活动等能流传至今,必然有它的历史渊源及情景寄托,而绝非凭空想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显故里在临汾襄陵,法显出家的寺庙就是古老的北寺。

附 注

一、因襄陵县从上古时期就属于中原地区,既不受沿海台风侵袭,又无大西北狂风暴雪,常年气候温和,又有平水晋母之源,加之梅月泉、冒水泉、黑水泉、南濠泉、疙瘩泉、坡儿泉等,极宜人类生存繁衍。据临汾方志丛书第9页的襄陵字解:西汉高帝二年(205)置,汉书地理志说:“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属河东郡,后改平阳郡。现国家已经把平阳定为三晋文明之源,中华文明之源,人类文明之源。

三、据1989年再版的《辞海》载:法显系“平阳郡人(今山西临汾西南)”。襄陵正位于平阳郡西南方。

四、现北街村民吴中兴还保存着石器时代的石斧,北街村民王为有送交县文物局的筒瓦已经专家认定为周朝时期的产物。据《襄汾文史资料》第十辑“原襄陵县的历史演变”一文叙述:襄陵在古代的时候属于冀州。周成王封叔虞于晋,襄陵属晋封范围。战国时归属魏国。西汉高帝二年(205)设置襄陵县。秦朝统一(221)始有襄陵之称。

五、据《临汾方志丛书》宗教版102页所载:襄汾县佛教传入历史较长,目前所知是临汾佛教传入最早的县区。从1983年在襄汾县佛教普净寺大殿左侧废墟中发现的明代成化元年(1465)残碑碑文可知,普净寺的前身南史寺可能始建于东汉明帝刘庄永平七年(64),距今已有1923年了,这是佛教传入襄汾最早的年代。在襄汾县汾城镇北膏腴村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造像碑》,碑文表明当时襄汾佛教信仰者已经十分普遍。由此可以推论,在襄陵这样一个历史建治沿革较早的地区,宗教盛行,“圣寿寺”肯定是一个较早的寺院。

六、据“襄陵县新志”第二集新建钟鼓楼记所载:……独钟鼓之置,未尽厥美。鼓则设于关头汾水之滨,钟则悬于城隅废寺之侧,一城之内,且有不闻……。移钟鼓并悬于上,夫维其地中,故声闻四达。其楼高,故余响远播……。由引此得知大钟是由古老的北寺移至城隍庙的,此钟之大,全国数之。老北寺当时的规模相当宏大,亦称卢舍院。

七、唐法琳《辩证论》记载:东晋104年(421),共建寺1768所,古老的北寺必在其内。

八、据《襄陵县新志》404页仙释文记载:明、金碧峰,本县圣寿寺僧,尝游五台,后成正觉。洪武太祖诏至阙廷、言论称旨,御制诗以赐之。后还,仍赐织金袈裟一袭,佛经一函,年逾七十而化。

为了澄清大师法显故里,我们走访了多位老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足以断定,法显故里就是襄陵无疑。

以上所述,资料祥实,敬请专家学者前来实地考查、商榷探讨。(作者赵冬生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会长、王为有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副会长、李鄂发系襄汾县襄陵镇民间文化遗产拯救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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